柳公权北上夏州

唐宪宗执政时代，柳公权在秘书省校书郎的职务上停滞不前，徘徊了十三年的漫长时光，仕途不济，一直未能升迁。按说，柳公权品行端正，也不存在说是道非，得罪了哪位长官，让人家给小鞋穿的情况，更不存在能力问题，他的才学应该是同事中出类拔萃的。但在每年一度的实绩考评中，他却并非总是上上，这一是由于他不与人争，宽以待人，乐于谦让，二是由于他安分守己，上进心不强。至于阿谀奉承、溜须拍马的勾当，向来为他所不屑。最主要的还是他痴迷书法，视手艺重于官职，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谋取升迁上，这就使得他“丢分”不少。

仕途出路何在？树挪死，人挪活，挪动位置的去向，似乎只有离开京兆外放一条道儿。在唐代，因科及第者多为馆学生徒，科举出身的官员要升为高阶官员，其修养和地方执政经验向来备受重视。刺史、县令等地方官被认为是治理之本，是否担任过县令、刺史，有无地方施政实践，逐步成为选拔三省、御史台高级官员的先决条件，即所谓“凡官不历州县者不拟台省”。

入仕后的元和十四年（819）五月，已经四十二岁的柳公权，被兄长柳公绰的朋友李听辟为幕僚、掌书记、判官，正八品上。要离别繁华的京都长安城，前往风沙弥漫的塞北，只是由从九品上递进为正八品上，划算吗？但柳公权确实厌倦了校书郎生涯，一天也待不下去了，故纸堆的霉味，加上周围的酸腐气息，他受够了，觉得哪怕只是换一换环境也好。官升一级于他如草芥，重要的是逃开熙熙攘攘的人群，去拥抱类似家乡华原一样宽阔坦荡的大自然。他毅然横下心，打点行囊，前往李听任刺史的夏州。

离京赴任，一路北上。塞外边关，在剽悍的游牧部落故地，他也许可以逃出樊笼，放牧自由之身心。书法修炼的深层体悟，除来自法帖之外，也往往汲取于大自然的奇妙造化。

夏州，位于今天的陕西靖边红墩界白城子村，是一处曾经演绎过血与火大戏的广阔历史舞台。柳公权与他的上司李听，仅仅是这里的匆匆过客。唐开元时的夏州，户六千一百三十二，乡二十。到柳公权到任的元和年间，人口锐减，户三千一百，乡八。贡角弓、毡、酥、拒霜荠。赋麻、布。管县四：朔方、德静、宁朔、长泽。自汉至唐，夏州常为关中根本。城西南有二盐池，大而青白。青者名曰青盐，一名戎盐，入药分也。夏州城外的无定河，一名朔水，一名奢延水，从大漠流过，注入黄河。

一日，柳公权随李听巡至无定河边，驻马小憩。李听问道：“你以为此处景色如何？”柳公权说：“无怪乎赫连勃勃北游此处，叹曰：‘美哉，临广泽而带清流，吾行地多矣，自马领以北，大河以南，未之有也！’”李听说：“赫连勃勃于无定河之北，黑水之南，筑统万城。曾经下书曰：‘今都城已建，宜立美名。朕方统一天下，君临万国，宜以统万为名。’你随我统领此地，也当自豪，是不是？”

柳公权道：“身临其境，才知其城土色白而牢固，曾有九堞楼峻险，非力可攻。《诗》所谓‘王命南仲，城彼朔方’，是也。”

李听说：“汉武帝收河南地置朔方、五原郡，使校尉苏建筑朔方。贞元以降，终于归属我大唐，你我镇守于此，当幸哉。”

柳公权叹曰：“不到夏州，真不识王维‘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’之诗意何在。苍茫漠野，空旷而有风骨，书艺之事可效法也。”

柳公权在夏州的职位是节度掌书记，类似汉代至南北朝时期的记室参军，为掌管一路军政、民政机关之机要秘书。掌书记为观察使或节度使的属官，即外官，掌朝觐、聘问、慰荐、祭祀、祈祝之文与号令升绌之事。唐初，掌书记为行军大总管府临时军事差遣，后来发展为文职僚佐，其名称也由记室、典书记、管记等固定为掌书记。随着藩镇权力的扩大和独立性的增强，掌书记的地位也日益显得重要，在藩府中掌表奏书徽等文书，是沟通藩镇与中央的高级文职僚佐，地位仅次于节度副使、行军司马、节度判官等上佐。

对于柳公权来说，其才能不仅可胜任此职，且绰绰有余。掌书记一职要求会写奏章文檄，且要精于草隶，所以主要由科举出身者、朝官、地方官和知名文士担任。柳公权也明白自己的仕途目标。掌书记的迁转，一是幕府系统内部的迁转，即幕职升迁和幕府兼官迁转，二是由边镇幕府迁出任官，主要是任朝官和地方官。掌书记在幕府系统内多迁转为节度副使、节度判官甚至是节度使，其命运通常与长官官职的升降息息相关。掌书记入朝为官，多任监察御史、殿中侍御史、拾遗等清要之职。

在夏州，柳公权还有一个称谓：判官。判官为唐制官名，特派担任临时职务的大臣，可自选中级官员，奏请充任判官，以资佐理。判官，也是古代传说中的阴间官名，看上去凶神恶煞，阴险狡诈，但绝大部分心地善良正直，负责判处人的轮回生死，对坏人进行惩罚，对好人进行奖励。

柳公权还有一个官衔：太常寺协律郎。太常寺属于五寺之一，乃掌管礼乐的最高行政机关。协律郎，掌和律吕。律，指的是规律性的成体系的标准音高，亦指校正乐律的器具，用竹管或金属管制成，共十二管，管径相等，以管的长短来确定音的不同高度。从低音管算起，成奇数的六个管叫作“律”，成偶数的六个管叫作“吕”，合称“律吕”。协律郎掌乐律、乐舞、乐章等。

由此可见，擅长书法艺术的柳公权，亦是精通音乐的高手，他虽精于音韵，却并不入迷，而是沉溺于书艺之海。

作为幕僚的柳公权，他的顶头上司是夏州刺史李听。李听与其兄长柳公绰交集甚笃。也是基于柳公绰与李听的亲密关系，柳公权才有机会北上夏州任职，有了一生唯一一次履职藩镇的经历。

李听，陇右临洮人，名将李晟之子。七岁以荫授太常寺协律郎，常入公署，吏胥（即官府中掌管簿书案牍的小吏）小看于他，不尊敬他，他令鞭之见血，父李晟奇之。后随吐突承璀讨王承宗，为神策行营兵马使。昭义节度使卢从史持两端，无心讨贼，承璀用李听计谋，生擒卢从史以献。

由此，李听立了一大功，转左骁卫将军兼御史中丞。后出为安州刺史，随鄂岳观察使柳公绰讨吴元济，军中动静，柳公绰悉用李听设谋，军声遂振。元和中，讨李师道，李听为楚州刺史，统淮南之师，出其不意，趋海州，据险要，破沐阳兵，降朐山戍，怀仁、东海两城望风乞降，由此平了山东。

元和十四年（819）五月，李听以功授检校左散骑常侍、夏州刺史、夏绥银宥节度使。行前，李听少不了与他曾经的上司兼知己柳公绰话别，说到选聘掌书记，他恳请柳公绰为其推荐贤达，柳公绰随即提到在秘书省待了十三年之久，未能升迁的弟弟柳公权。作为胞兄，柳公绰也为胞弟的境遇忧心忡忡，但拿不了胞弟的主意，只是让他斟酌一下。柳公权听胞兄这么一说，觉得是一个改变处境的机会，便应承下来，情愿随李听北上夏州。

大唐王朝在安史之乱以后，科举出身者在朝廷中的地位迅速飞升，在贞元、元和之际，进士成为宰相和高级官员的主要来源。唐宪宗之后，门荫出身的宰相人数明显减少，高官子弟凭着门荫而致高位已成过去。尽管一些清要的职位甚至宰相之位，仍由少数的家族把持，但任职者基本上都是通过科举晋身的。

当然，此时候补官员的队伍还相当庞大，有的是通过门荫特权、资历积累、军功酬赏等途径获得出身的；也有因善于钻营不断升迁的现象。守法持正之人，有的出身之后多年甚至几十年，仍不能入仕做官或得以公平地升迁。

柳公权以状元驰名朝廷，并以书艺知名，生于官宦诗书之家，兄长柳公绰是高官，自己入仕后却并不顺利，长期不被重用，无奈之下只能随李听赴边塞夏州当幕僚，其实是有些奇怪的。

滴水成冰，朔风呼啸，柳公权躲在夏州城的官衙里，挨过了异常寒冷的塞上的冬天。他期待春天的暖阳，早日照在他的书案上。

柳公权北上夏州时，将家眷留在了京城长安，妻室儿女也趁空回华原柳家原老宅住了一段时间。孤身一人，远赴边关，思乡之苦是难免的，而家人担忧他，何尝不是一日三秋。

就在柳公权供职夏州时，鄱阳人陈陶尚不足十岁，后举进士不第，乃浪游名山，其诗多写山水，也有表现怀才不遇的篇章，成为晚唐知名诗人。其中一首诗云：“誓扫匈奴不顾身，五千貂锦丧胡尘。可怜无定河边骨，犹是春闺梦里人。”

汉代羽林军穿锦衣貂裘，这里借指精锐部队。五千将士誓死杀敌，奋不顾身，结果全部丧身胡尘，足见战斗之激烈和伤亡之惨重。接着笔锋一转，写闺中妻子不知征人战死，仍然在梦中想念已成白骨的丈夫。知道亲人死去，固然会悲伤，但确知亲人的下落，毕竟是一种告慰。诗中的少妇则深信丈夫还活着，丝毫不疑其已经死去，几番梦中相逢，情景更凄惨。

李听在夏州刺史任上仅一年余，第二年六月，就改任灵州大都督府长史、灵盐节度使。柳公权的仕途，也在意料之外有了一次出头的机遇，后得到唐穆宗赏识，成为翰林侍书学士。

在夏州任上，柳公权换了环境，身心自由，思想与意志也受到锻炼，得以转运。为纪念并表达对这一经历的谢意，二十多年后，在当初赏识自己的李听去世后，六十三岁的柳公权念及当年的知遇之恩，亲自书写了《太子太保李听碑》，也算是一种回报与感恩。

也就在柳公权坐于边塞夏州的官衙里，等待又一个春天降临的时候，他听到从京城长安传来的惊天消息：

元和十五年（820）正月二十七日夜，王守澄、陈弘志等宦官潜入寝宫，谋杀了四十三岁的宪宗皇帝，然后守住宫门，不准朝臣入内，伪称皇上“误服丹石，毒发暴崩”，并假传遗诏，命李恒继位，是为穆宗。

在柳公权眼里，唐朝皇帝中的佼佼者有三人：唐太宗、唐玄宗、唐宪宗。宪宗没能像太宗和玄宗那样开创一个辉煌盛世，在某种程度上却能够和他们并驾齐驱，相提并论，这正说明了他不同寻常的帝王命运。

唐宪宗是中晚唐皇帝中的一个亮点。元和中兴，唐王朝一度回光返照，但他和玄宗一样虎头蛇尾，有始无终。宪宗在对藩镇作战时，开始起用宦官监军，开了一个不好的头儿。从宪宗身后的历史看，宪宗时期是唐朝解决宦官问题的最好时机，却并未把握住。后面的皇帝，文宗、宣宗有心无力，武宗有力无心，穆宗、敬宗不闻不问，到最后积重难返，直到宦官和唐王朝同归于尽。

不管怎么说，曾任秘书省校书郎的柳公权，对于宪宗这个奋发有为的皇帝还是钦佩的。

在柳公权待在秘书省校书郎任上的最后一年，元和十三年（818）十一月，得知功德使上奏，言凤翔法门寺塔有佛指骨，相传三十年一开，开则岁丰人安。来年应开，请遣使迎奉。十二月一日，宪宗遣宦官率僧侣数人赴凤翔迎佛骨。此举遭到刑部侍郎韩愈竭力反对。

谏迎佛骨，是中国历史上儒佛矛盾斗争的一个重大事件。两汉之际，古印度佛教传到中国，开始只在少数上层人物中流传。汉亡以后，魏晋南北朝混乱时期，佛教得到广泛流传。隋唐时代，是佛教鼎盛时期，与中国本土的道教、儒学并称“三教”，形成鼎足之势。佛教盛行后，严重影响唐朝政府的财政收入，在征兵、劳役、官吏诸方面都造成严重困难。

到了柳公权远赴边塞夏州当判官的元和十四年（819），朝廷里的儒佛矛盾以一种激烈的形式暴发了。此年是开塔之年，唐宪宗要迎佛骨入宫内供养三日。韩愈听到这一消息，写下《谏迎佛骨表》，上奏宪宗，其中说道：“孔子说，应严肃地对待鬼神，但却离它远远的。”

唐宪宗接到谏表，大怒，要处死韩愈，当时大臣裴度、崔群出来说情，说韩愈内怀至忠，应该宽恕，以鼓励忠臣提意见。宪宗说：“韩愈说我奉侍佛教太过分，还可以容忍，可他说东汉以后，奉侍佛教的皇帝都是短命的，怎么能说这荒唐的话呢？韩愈作为人臣，竟然狂妄到这个程度，怎么能赦免呢？”

最后宪宗决定贬韩愈为潮州刺史。柳公权深为敬佩韩愈的官品、人品、文品，自愧可望而不可即。也就在这年十一月初八，柳公权尚在边关夏州任上围炉取暖，他的柳氏族侄柳宗元在四季如春的柳州去世，终年四十七岁。呜呼哀哉！柳宗元仅比柳公权长五岁，年纪轻轻，倏忽凋零，让柳公权不由得倍感人生之匆促。

韩愈和柳宗元，是唐代古文运动中旗鼓相当的领袖，而且私交甚深，友情笃厚。韩愈于次年在袁州任刺史时，撰写了《柳子厚墓志铭》，综括柳宗元的家世、生平、交友、文章，着重论述其治理柳州的政绩和文学风操，对他长期迁谪的坎坷遭遇，掬了一把同情之泪。柳公权之后读到韩文，叹其苍凉，实为墓志中之千秋绝唱。

元和十五年（820）初春，当身为夏州判官的柳公权奉使入京奏事时，刘禹锡正从连州奉母亲灵柩北归，行至衡阳，得知柳宗元遽然而逝，“惊号大叫，如得狂病”，如雪上加霜，于是作《祭柳员外文》。到了这年七月十日，柳宗元灵柩北归，葬于万年其先人墓侧，刘禹锡又作《重祭柳员外文》，表达了诗人对友人之逝的哀痛之情。

再说回在这一年被宦官所谋杀的宪宗，他还有一个令后人称奇的独特之处，即不立皇后。原因很简单，他就是怕皇后吃醋，干涉自己宠爱别的女人。而且从宪宗开始，穆宗、敬宗、文宗、武宗、宣宗相继效法，都没有立皇后，原因与其雷同。这一时期史书上所称的皇后，其实都是她们的儿子当上皇帝以后加封的。显而易见，不立皇后的甜头，宪宗本人及他的子孙都尝到了。然而，在品尝这种甜头的同时，他们也吞下了致命的苦果。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，宪宗经常吃长生不老药以及壮阳药，越吃身体越虚弱，越虚弱越吃，如此恶性循环，他的身心受到了很大伤害，性情变得暴躁无常，身边亲信人人自危。

而柳公权，在从边关夏州回到长安之后，长达几十年间，几乎一直生活在宫廷的花团锦簇之中，耳闻目睹了这些大唐天子们的生死荣辱。

还是在夏州任判官的这年正月，柳公权书《薛苹碑》（又称《左常侍薛苹碑》《散骑常侍致仕薛苹碑》）。孟简撰文，柳公权正书并篆额。元和十五年（820）闰正月立于河中，即今山西永济蒲州。

薛家邀请柳公权书碑，大概也缘于碑主系同乡，有乡谊之情。起先，柳公权与碑主并非过从甚密，只是在读了文稿后，了解了其人的生平事迹，才甚为赞佩的。柳公权在夏州判官任上时，胞兄柳公绰转兵部侍郎，迁御史大夫。

离京为官，在边地夏州待了近一年后，柳公权于这一年春暖花开之际，奉命入京奏事。出一趟公差进京城，看望一下家人，也是上司李听的善解人意。但让柳公权不曾料到的是，此番回京奏事，却让他的人生命运和仕途生涯有了一个重大转机。

新任皇帝唐穆宗巡游，在一座佛寺里，看到了柳公权写的字。也算书法内行的皇上心里十分喜爱，很想见一见作者，在一起谈论谈论书艺。正巧，没过多久，唐穆宗听说柳公权从夏州南下，来朝廷办事，已经回长安来了，就让他来大明宫一叙。

三月二十三日，柳公权向朝廷汇报工作时，得到了刚刚即位的唐穆宗的召见，一番问候后，皇帝对其书法大加赞赏。穆宗曰：“朕于佛寺见卿笔札，思见卿久矣。”依柳公权的性情，不会表现得特别受宠若惊。他神情自若道：“承蒙天子赏识，谢恩。”所谓佛寺笔迹，是柳公权过去于一座佛寺看到朱审所画山水，产生共鸣，便题诗曰：“朱审偏能视夕岚，洞边深墨写秋潭。与君一顾西墙画，从此看山不向南。”朱审何许人也？乃吴兴人，一作吴郡（今江苏苏州）人，建中年间颇知名，其画自江湖至京师，壁幛卷轴，家藏户珍，工画山水及人物竹木，其山水深沉雄壮，阴黑磊落，湍濑激人，平远极目。

柳公权观朱审山水画，是在唐安寺，一说位于今湖北荆门，初建于唐高祖武德元年（618）。也许是胞兄柳公绰于鄂州刺史任上时，柳公权前往护送继母薛氏去江夏途中，顺路去了荆门唐安寺，在讲堂墙壁上题写了《题朱审寺壁山水画》一诗。那已是六七年前的事了，没料想于冥冥之间入了当朝皇上的法眼。

唐穆宗不经意间欣赏到了朱审的画作，尤其赏识柳公权的诗作和书法，便铭记于心，日后派上了用场。不论慧眼识珠，还是伯乐识马，看来都是需要时间和机遇的，有时简直是一种天意。也有另一说，说京城长安也有一座名为唐安寺的佛寺，这样的话，无论是柳公权，还是唐穆宗，涉足此地的机会都多一些。诗文的传播，大多是以京都为核心地的。柳公权满腹诗书，但性情内敛，一向很低调，从不声张自己如何地才华横溢。他在唐安寺观朱审山水画，动之以情，便提笔写了诗文，也未必想到会被名士甚至皇上看到。他也许信了俗话说的酒香不怕巷子深，大有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的泰然心境。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，无心插柳柳成荫。

对于一向不得志的校书郎柳公权，一首不经意间题写于佛寺的诗作，竟然成了进入大唐翰林的“敲门砖”，既奇也不奇。不过，他的书法，并不只是他借以猎取功名的工具，一达目的即可抛弃。柳公权日后的诗文遗留下来的不多，书法却成为他生命本真的毕生寄托。穆宗当初看上眼的也不是他的诗作，而是他的书法。穆宗为了在有兴致时有人陪着舞文弄墨，把被冷落多年的书法才子柳公权留在身边，做了朝廷里的右拾遗，名义上负责给皇上提建议，实乃小官一个。

起先，穆宗点名柳公权为翰林院侍书学士，不知怎么回事，时任宰相段文昌不乐意，建议安排他做左金吾卫兵曹。段文昌缘何阻止柳公权入为翰林院侍书学士，违反当朝皇上的意思？是与其兄柳公绰的仕途圈子有什么过节，还是嫉贤妒能？又或许是谏臣一个，按规矩秉公办事？不得其详。穆宗还算有点城府，暂且考虑宰相的意见，虽然面有难色，算是给宰相个面子，御笔改为右小谏（即谏官右拾遗的别称）。但俗话说胳膊拗不过大腿，宰相毕竟拗不过皇上，之后有了机会，柳公权还是做了侍书学士，并入翰林院。一时间，得知当年的状元柳公权入了翰林，朝臣们皆觉得实至名归，呼其为国珍，即国宝。